编者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划定的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从社会组织的不断发育，到民生保障的不断推进；从治安防控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志愿精神在整个社会的弘扬，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助力社会建设，在惠及亿万人民的同时，也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今天的中国，社会变革日新月异，阶层分化，流动加速，利益多元，社会转型犹未完成，社会活力蓬勃迸发，新老矛盾叠加交织。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任务之重、挑战之大、难度之高，是很少见的。如何做好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如何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如何善管善用善待互联网？如何化解社会矛盾？如何重塑社会诚信？这些问题，考验着社会管理者的勇气、决心和水平。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建设上先行先试、率先突破，取得了不少成果，积累了不少经验，也遭遇了一些烦恼、问题。相信他们积极、有益的探索，对其他地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会有深刻的启发。 没有社会建设，发展就没有基础 本报评论部：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深圳可谓排头兵，“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的探索备受关注。在全国，深圳较早提出要建“国家社会创新先锋城市”，并在今年2月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是什么让深圳如此重视社会管理创新？ 王荣：深圳是年轻城市、改革开放城市，也是移民城市。应该说，是危机感倒逼出深圳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我们现有常住人口1400万，户籍人口不到300万，严重的倒挂带来了社会治安、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问题，也让人们心理的不平衡感加剧。同时，深圳缺少长期发展中积淀的文化传统，在深圳遇到新朋友，都会问一句：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什么时候来的？这说明深圳人的归属感、家园感不够浓。而且，从地理区位看，深圳靠近香港、澳门，得风气之先，但公众也会以更高的标准要求社会管理者。 经济发展并非万能良药。对深圳而言，面临特殊的人口结构、特殊的地理位置、社会组织管理、虚拟社会监管等诸多挑战，重视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没有社会建设，我们的发展就没有基础，社会就会缺乏稳定性。因此可以说，在新形势下，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 另一方面，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也有责任在社会领域创新方面先行先试。中央已将深圳确定为全国9个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城市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都市创新社会管理的样板”，“破解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人口服务管理难题取得突破的样板”，这样的期许，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本报评论部：观察深圳“先行先试”的改革动向，我们有个感受，作为特区，深圳30年后的深化改革，正在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一抓手来实现新的突破，寻找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这个判断是否正确？ 王荣：是的，社会管理的加强和创新，正是深圳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关键环节。所以，我们坚持把社会建设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来谋划和推动，以社会建设的力度来体现科学发展的力度，以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来体现科学发展的水平。 社会管理核心在于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管理创新，就是如何让这三者的关系更为融洽、协调，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因此，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领域重点环节的突破，很可能会带来其他领域改革的推进。比如，要培育社会主体，可能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这肯定涉及政府体制的改革；要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要涉及分配制度、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的改革；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会涉及文化体制改革等。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深圳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引发了社会上对深圳“可持续发展动力”问题的关注。发展动力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力，但最根本的，仍然在于人。深圳过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靠的是公众的参与；今后的发展、全方位的发展，同样需要公众广泛地参与到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去。可以说，深圳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动力，就在社会中、在民众中，这正需要社会建设来激活。 顶层设计与末端治理结合，才能全覆盖 本报评论部：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有时候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而我们也注意到，您在多种场合提到，要“注重利用特区立法权来寻找社会建设的改革突破口”。法律是刚性的、原则的；管理是柔性的、具体的，您为什么格外重视立法这一突破口？ 王荣：法律也是可以有温度的啊。用好特区立法权，推动社会建设的改革，用法律来做好人的工作，这是最大的人文关怀。 2009年，国务院批复通过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就有积极推进社会领域改革的内容。在这样的总体框架之下，我们连续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拟定了《深圳市社会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在全国率先发布实施了社会建设“基本法”——《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未来还陆续有条文法规出台。 事实上，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只有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思考改革，把握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主攻方向，才能准确和合理地调整各种利益关系，才能克服改革的制度障碍，更有效地推动改革。社会管理创新可以说是一场攻坚战，需要有明确的改革路径和完善的制度安排。 本报评论部：对深圳来说，它既是中央改革的基层执行者，也是地方局部改革的顶层设计者。深圳的社会管理创新，如何把顶层设计和基层治理结合起来？ 王荣：社会建设不能完全依赖顶层设计。因为再前瞻的顶层设计，也不可能覆盖每个细枝末节。我们找到的顶层和基层的结合点，是民生。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不是画饼，而是实实在在地让各个利益群体得到好处，形成人人都是社会建设“东道主”、“受益者”的良好局面。 我发现，每年到深圳来招商、招财、上市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会到深圳来看病、上学，甚至连深圳人自己都会选择到外地去就医、上学。这意味着，这些领域的发展水平跟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发展水平不匹配。要是公众这些基本的诉求都满足不了，还谈什么社会建设？ 所以，我们的社会建设，一直以民生为导向。比如，我们今年社会建设的七个重点中，强化实有人口的服务管理、建设“织网工程”信息平台、以食品安全为切入点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等，都指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需要共建、共享，也需要共治 本报评论部：在中国的改革中，深圳最早“摸石头过河”的探索，也最有“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现在，面对社会管理创新这个全新的领域，改革的难点在哪里？ 王荣：应该说，当前推动改革比过去30多年任何时期都更加艰难。“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时代已逐渐过去，理性改革和决策问责的时代正在到来。 这对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社会管理的加强与创新。既有水太深、改革的“石头”难以摸着的问题，也有社会转型期矛盾叠加、河里的“礁石”太多的现状。去年，我们给社会组织“松绑”，但接下来就是如何推动、服务、监管、引导的问题，这需要思想进一步解放，也需要政策法规的配套，还需要更精确的管理举措。 要破除这些困难，一方面要增强改革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另一方面，还是必须紧紧依靠社会公众的理解、支持和协同，共同努力克服改革中的困难。最需要的支持，是来自人民的支持。 所以，我们将加大政府改革，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把政府为主的社会管理行为转化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共治行为。 本报评论部：从共建、共享到共治，这是一种执政理念上的创新。在这个“共治”过程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 王荣：我举个例子吧。去年大运会期间，深圳在“共治”方面，尤其是扩大公众参与度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制度财富。比如，我们提倡“绿色出行”，不采取行政强制和政治动员，而采取自愿选择、自觉停驶，这样，不给人添堵也不给路添堵，把“要我做”变成了“我想做”、“我要做”；比如，在建设 “志愿者之城”、培育社会组织、通过媒体组织关爱行动等公益活动方面，从政府角度，我们积极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活跃在前台，既调动了社会的创造性，也让政府行为真正做到亲民惠民。 我们有个体会，凡能交给社会解决的，尽量给社会；需要市委市政府牵头的，或需要社会和政府共同协商的，那政府当仁不让。当然，社会共治也意味着社会主体需要更加充分地发育起来。目前最需要推动的是行业协会、企业工会、民间慈善、社会自治等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大发展，让工青妇组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组织，以具备条件实现中央提出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而在规范市场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政府仍具有特殊的作用，特别是在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因此，既要划清政府权力边界的有限性，更要发挥政府管理与服务的有效性，这也是“社会共治”的基础所在。 【背景链接】 深圳社会建设 “五种理念” □社会建设是科学发展重要内容。 □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 □社会发展是城市发展重要支撑。 □社会创新是创新型城市建设重要范畴。 □和谐社会共建共享。 深圳社会建设 “六大重点” (一)着力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让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二)加强社区建设、发挥社区作用，夯实社会和谐的基层基础。 (三)深化体制改革、大胆探索实践，激发社会建设的活力和动力。 (四)强化社会管理、促进平安和谐，营造良好的城市公共秩序。 (五)扩大公众参与、强化社会互动，形成各方共同参与社会建设的生动局面。 (六)培育家园意识、提升城市文化，为加快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文明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