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有孤儿共约61.5万名，其中由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有10.9万名，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 河南兰考“袁厉害事件”发生后，这些平日被民政部门默许存在的民间收养机构，在最近一段时间，面临的却是被遣散的尴尬局面。 多地民间收养机构或被遣散 袁厉害的收养所发生火灾后，一些与袁厉害情况类似的“爱心妈妈”担心，只要这样的事情发生一起，类似的公益机构想“活”下来就更难了。 1月14日下午，当朱智红接到河南省平顶山市曙光街办事处的一张通知书时，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觉得自己近10年的努力又回到了原点。 通知书上认定，朱智红及其家人于2007年创办的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李庄新村“爱之家”孤儿寄养点是一个非法机构，要求她停止“爱之家”的一切活动，并将寄养点中的18名孤残病儿退还到当地福利院中，如不执行，将前往整顿，并强行搬走所有东西。 自1月4日，河南省兰考县袁厉害自办的民间孤儿收养所发生火灾后，一些“爱心妈妈”就坦言，只要这样的事情发生一起，类似的公益机构想“活”下来就更难了。 1月6日，民政部正式下发《关于主动加强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主动做好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的管理工作，用一个月时间，组织力量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进行排查，坚决消除安全隐患。 河北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是一家民间收养机构，其负责人李利娟说，兰考大火后，武安民政部门更加不放心她和爱心村内近50名孩子，要求她改造家里的厨房以及门外沿山坡的地方加建护栏等有可能出现事故的地方。 这种结果让李利娟长舒了一口气，她曾担心民政部门要求她将孩子全部送回福利院。 各地对安全隐患的标准不一，对民间收养机构的去留标准也不尽相同。 与袁厉害的收养模式不同，“爱之家”更偏重于寄养，这里的多数孩子是平顶山市内各福利院送来的孤残病儿，由朱智红联络省外的各基金会对这些孩子进行医疗救助及术后养护。康复后，再由朱智红将孩子送回福利院。 朱智红说，在“爱之家”的医疗救助之前，平顶山市福利院没有一个孩子被收养，经过救治后，最近几年，先后有一百多个孩子被国内外的家庭收养。 从最初朱智红求着福利院让自己把重病的孩子带走救治，到现在与周边七八家福利院建立长期合作，朱智红觉得自己也推动了福利院工作的改革。 当朱智红收到遣散通知后，其实她并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朱智红表示，1月11日下午，还曾有河南省民政厅及平顶山市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前往“爱之家”，领导们一致认为“爱之家”对这些孤残病儿的照顾很专业。 朱智红回忆，有领导指着“爱之家”中的孩子说，“看，这里很多孩子都是咱福利院主动送来的，说明咱福利院里确实存在问题”。 可即便这样，爱之家仍面临被解散的困境，而在朱智红接到通知书后，多地民间收养机构均收到了遣散的通知。 民间收养机构身份之困 由于上面没有政策，平顶山市社会福利科一直不知道参照什么样的办法给这样的组织登记注册。 曾任河南省平顶山新华区民政局的陈局长表示，如果不是河南省兰考县的那场大火，他还打算在今年春节前去探望爱之家孤残病儿寄养点的孩子们。 他表示，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区民政局只是听说孩子们是市福利院寄养在这里的，也不知道寄养之后，孩子被转移到哪里去看病，更不清楚治疗结束后，孩子又被送到了哪里，整个监管均呈空白。 其实，朱智红从2010年起，就数次前往市民政部门，报材料跑注册。得到的答复不是根据相关规定，民间不允许成立福利院收养孤儿，就是出于害怕她拐卖孩子、贩卖婴儿，民政部门不予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可朱智红表示，自己根本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寄养和收养完全是两个概念，在这个寄养点中，孩子在此养育的时间不会超过3个月。 朱智红说，1月11日，新华区民政局及平顶山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及省民政厅的领导在排查民间收养机构时，也到爱之家来了解情况，并表示只要将爱之家这个民间组织进行注册，规范起来，民政部门可对其进行监管即可让爱之家继续存在，这让朱智红眼前一亮。 1月14日，朱智红的二姐一早就前往市民政局，得到的答案却又变成了再观望一阵子，等以后国家出台了明确的政策法案，再依法办理。 平顶山市社会福利科刘科长表示，其实他们很早就知道爱之家这个民间寄养点，逢年过节，民政部门也会为他们送去慰问品，他们也希望给予爱之家一些政策上的支持，但刘科长不停地解释称，由于上面没有政策，社团科一直不知道参照什么样的办法给这样的组织登记注册。 按照我国《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民间组织注册必须要有主管单位，否则就是“非法”。 缺乏国家经济支持的收养机构 民间救助机构的优势是程序简洁、救助迅速，但最大困难就是高昂的治疗费用。 没有身份，直接导致的问题就是机构资金来源的不稳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表示，事实上对很多民间慈善组织来说，可调动的社会资源有限，仅凭善心做慈善，缺乏规范和长效运行机制，是他们遇到的普遍困境。 最近，北京“天使之家”又将面临创办后的第五次搬家，目前“天使之家”挂靠在“儿童希望基金会”的名下，但更多的资金来源还是依靠社会募集。而在几年的运作过程中，“天使之家”也曾数次面临停水、停电，以及重新选址的难题。 对于朱智红来说，最难解决的就是高昂的医疗费。先心病的患儿在出生一周内最好进行手术，肛门闭锁的孩子应在出生后3至7天进行手术，还有很多病种，在发现后的24小时内治疗最佳，有时上午接到的患儿，下午就有可能在北京的某家医院中进行治疗了。朱智红说，这就是民间救助机构的优势，程序简洁、救助迅速，但最大困难就是治疗费用。 朱智红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网上募捐。 有的孩子有心衰的情况，上呼吸机的费用每天要一千元，她曾为了让一个孩子用呼吸机，向福利院寻求帮助，但福利院最终选择放弃治疗。 民间收养机构出路的地方探索 如果有足够的物资，朱智红说，她能救助更多的孩子。今年，她的目标就是想争取机构注册成功。 “我希望相关政策能尽快完善，让这些孩子们享受与公办福利院同样的待遇，让孩子们更有公平感”，而李利娟表示，这也是很多民间收养机构创办人共同的愿望。 从1996年收养第一个四川籍孤儿开始，截至2013年1月初，李利娟已经收养了54个孩子，其中48个孩子是孤儿或弃婴，6个是其父母无抚养能力的孩子。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48个孩子全部上了户口，以李利娟为法人代表的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也已经注册。 2012年年初，“转正”的安徽省颍上县王家玉孤儿院，让李利娟看到了希望，现在王家玉孤儿院已经成为颍上县社会儿童福利院，2011年该孤儿院被纳入国家福利体系，未满18岁的孤儿都能享受到由国家、省级和地方三级财政配给的每人每月1000元补助。 这让李利娟看到了希望，她一直盼望着能有一所高标准、设施完善的福利院，能给那些孤残儿童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 目前，经武安县相关部门协调后，已经为李利娟提出的民办福利院选好地址，规划用地50亩，由政府筹划。资金方面，将由政府、民间集资和李利娟个人三方解决。 武安县相关部门已经为李利娟提出的民办福利院选好地址，由政府筹划。资金将由政府、民间集资和李利娟个人三方解决。 □案例 一个官办福利院的改革之路 一群乳娘、一群孤残儿童，让山西大同散岔村成为孤残儿童家庭寄养模式的发祥地。但随着社会发展，“大同模式”的乳娘村却在不断缩减，从建国初期的38个锐减至今日仅剩散岔村还在孤独地坚守。 面对新时期的历史条件，领孤残儿童抚养模式改革之先的大同福利院，正在进行一场从农村到城市、从寄养到寄宿的全面转型。 “我一直想养两个孩子，之前工作没有条件，现在退休了，可以全职照顾孩子了。”大同市散岔村的张仲桃和老伴儿都是退休教师，从2002年起，就代养大同福利院的孤残儿童，已代养了十多个孩子，大部分身有残疾。 在散岔村，代福利院抚养孤儿是件很普通的事。从上世纪60年代，这个贫困村相继抚养了1300多名孤残儿童，其中95%身患残疾。至今还有90多户人家寄养着100余名孤残儿童。 为福利院代养孤儿的乳娘，一部分是类似张仲桃一样，有着较好的经济条件，自愿为抚养孩子尽一份力，还有一部分贫困家庭靠每个孩子每个月的政府补助结余帮助改善生活。 “从最开始的一个月给十几斤小米到几元钱、十几元钱……直到现在，每个孤儿每个月能有近1000元的生活费。”村支部王书记说。 不过，随着社会发展、物价上涨及人们观念的改变，福利院的补助正逐步失去诱惑，相比于寄养孩子在家所需要付出的精力，更多的人选择外出打工。时至今日，38个寄养村仅剩一个散岔村在坚守。 与农村寄养同步展开的还有城市寄养。“无论在教育还是医疗方面，城市的硬件条件要比农村好很多。”大同福利院一丁姓副院长坦言。 由于城市寄养成本较高，除了补助略高外，福利院还会提供棉被、衣服等生活用品。 遗憾的是，多数城市居民在代养意愿上仍不强烈。 上海财经大学在一份2011年针对孤残儿童家庭寄养的调研报告显示这与物价上涨、人们价值观及生活习惯的改变、精力不足等有关。报告称，家庭寄养制度从传统的农村模式向城市转变是个漫长的过程，会经历许多“过渡阶段”。 2011年7月，大同福利院找到了这个“过渡阶段”，一种新的养育模式——“寄宿家庭”在院里悄然展开。 在福利院里，十多个“模拟家庭”迅速建立起来，每户家庭由一对寄宿夫妻负责养育5到6名孤残儿童。妻子负责照顾家庭，丈夫白天可在外工作，晚上回“家”和孩子们一起生活。周一到周五，家长将孩子送到福利院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和早期教育，中午、晚上将孩子接回，享受父母关爱。 所有的寄宿夫妻都是福利院从社会上招募来的，除了要求其身体健康，有爱心外，还规定不允许夫妻自家小孩与孤残儿童一起住在“模拟家庭”中。 福利院还将对寄宿夫妻进行严格培训，合格后发给寄宿证，并据寄养儿童数量向家庭发放生活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褚松燕认为如果有相应的利益机制、情感机制等来保障，这种模拟家庭模式不失为一种穷尽收养之后的选择。政府也应提供实操性政策和经费支持，并逐步完善收养法、寄养规定等，在不缺位、不越位的情况下，做有效的制度提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