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湖南洞庭湖一周之内死亡江豚9头、安徽安庆江段死亡江豚8头、鄱阳湖死亡3头。短短一个月，在长江江豚的三大生存场所，竟有20头江豚被证实非正常死亡。 “如果是9头大熊猫一周内连续死亡，国人该作何反应？”博客作者“海翁伯”在博文中愤怒地追问。安徽师范学院的于道平老师，则怕接到渔政工作人员的电话，“不是又死了江豚吧？”中科院武汉水生生物所的王丁研究员，则和他的同事、学生们一起，奔波于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为死去的江豚“收尸”、解剖、分析死因。 这一切没能阻止江豚的接连死亡，到了5月21日，今年确认死亡的江豚已达到33头。巧合而不幸的是，第一头和最新一头都是在南京下关发现的，都是哺乳期的幼豚。而那些死去的江豚，无一例外，都是“非正常死亡”，不少还是幼豚或者怀孕的母豚。 这大概是继十年前———2002年7月14日，全世界人工饲养最成功的白鳍豚“淇淇”溘然长逝后，长江鲸类保护工作者们最悲伤的时刻。如今，白鳍豚在长江唯一的近亲，也是全世界江豚种类中唯一生活在淡水中的长江江豚，似乎正在步白鳍豚的后尘。“保护江豚，实际上是维持长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王丁研究员表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江豚的群体性非正常死亡，其实也是在给人类敲响警钟。 {上篇}江豚悲歌 网友“海翁伯”在他的博客“淇淇的天堂”中，详细记录了2009年以来，长江江豚历年的死亡记录。这个原本是为了给“淇淇”建设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的博客，不经意间，成了民间江豚救护的“大本营”，关于江豚非正常死亡、江豚救护方面的文章，逐渐超过了“关于‘淇淇’的一切”。环保组织、公益人士，在这里了解到江豚遭遇的生存危机后，又各自开始发声，呼吁行动起来，留住“最美的微笑”———没有白鳍豚狭长嘴部的江豚，整个面部看起来，就像一张正在微笑的脸。 江豚死亡事件“最不官方”的“官方发布站” “海翁伯”实名于江，河北经济广播电台“绿色周末”栏目原主管，现已退居二线。1997年与“淇淇”的相遇，使这位地道的河北汉子，“一发不可收拾”地投入到了对白鳍豚的救护、宣传等工作中，2002年“淇淇”离世后，他又决意为其著书立传。但于江没想到的是，当时他在武汉水生所白鳍豚馆看见的那“那三头黑乎乎毫不起眼的江豚”，以后会成为他与长江鲸类结缘的另一类物种。 “1997年第一次看到‘淇淇’时，特别地震撼，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如此可爱的动物”，当然，触动于江的不是白鳍豚的可爱，而是白鳍豚馆中这头唯一的白鳍豚的“孤独”，“如此可爱，却又如此孤独，让我顿生怜爱之心”。但他“当时绝对没想到，这样可爱的动物，会在我们这一代就宣告灭绝”，于江认为，这是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情”。 2006年进行的“长江豚类国际联合考察”，成为江豚进入公众视野的开始。那次本来主要意在寻找野外白鳍豚，“顺带”进行了长江江豚的考察，然而考察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1984年12月至1991年6月，中科院水生所曾对长江中下游的江豚进行过长时间的观测，推测出当时长江及沿江湖泊中的江豚数量为2700头左右。但2006年的考察结果却是：“长江干流分布江豚仅700-900头，加上鄱阳湖和洞庭湖两个湖区的江豚分布数量，估计整个长江江豚种群约有1200-1400头，只相当于1991年种群数量的一半”，即使乐观估计，也不过1800头左右。 正是这一结果，使于江意识到，当年认为不起眼，不会存在生存危机的江豚，正在步白鳍豚的后尘，有可能让我们这一代人再次看见另一场悲剧的上演。 2008年开始，于江的博客“淇淇的天堂”中，开始出现有关江豚“意外死亡”及考察、救护等方面的内容。几年过去，连于江自己也没想到，关于这些方面的内容，已经成为博客的主体内容。而每一次记录江豚的死亡，都是一次“揪心的伤痛”。 2008年20头、2009年21头、2010年19头、2011年21头，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揭示这种在长江流域生存时间远超人类的物种，正在遭遇毁灭性的生存危机。搁浅、轮船轮机撞伤、违规捕鱼误伤、毒害、饥饿……死亡原因不一而足。于江尽力搜集了这些江豚死亡的报道，图文并茂地记录了每一起能找到确切信源的江豚死亡事件。“其实我内心很怕听到这样的消息，却又不得不尽量详实地记录，以唤起更多人的关注”。 于江的努力，确实唤起了不少人的关注。特别是近两年来，大凡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江豚死亡事件，总有科研人员、网友等在第一时间联系他，向其提供照片、解剖资料、死亡原因分析等材料。博客“淇淇的天堂”也成了“最不官方”的关于江豚死亡的“官方发布站”———经过于江统计的死亡事件，一定是已经发生，不可隐瞒的事件。 随着博客影响的增大，也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团体加入到江豚的保护工作中来。在微博上，大凡有关江豚死亡的事件，网友们一般都会@海翁伯。在线下，世界自然基金会(W W F)、中科院水生生物所、石首，新螺，铜陵国家豚类保护区、安徽大学环保科技协会等大学环保组织、芜湖生态中心、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80后公益导演乔乔等，都先后投入到了江豚保护的公益宣传中，其中不少机构，更是江豚保护工作的积极实施者。 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止越来越多的江豚死亡事件发生。截至5月8日，于江统计的2012年江豚“意外死亡”事件已达到32起，其中不少还是怀孕母豚。这个数字很快就会更新，5月21日上午11点左右，在南京下关金陵造船厂一处码头的江面上，又发现一只刚出生1个月左右的小江豚的尸体。于江的博客也将很快发布《2012年长江江豚死亡记录(第14号)》，江豚的死亡数字将“再创新高”达到33头。 “水中国宝”正在消失亟待更系统保护打破“15年预言” 白鳍豚和江豚的“意外死亡”事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不算新闻了，但像今年这样大规模地、集中在某一个江段死亡的现象，此前却鲜有发生。中科院水生生物所、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安庆师范学院等机构，对历次江豚死亡事件中的死豚也做过很多解剖和毒理学方面的实验，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无外乎“饿死、毒死、害死”等几种。这些残忍的死亡方式，就是时刻悬在现有野生江豚群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将江豚逼到绝境的各种残忍死亡方式，也正是白鳍豚曾经遭遇过的。 1993年，中科院水生所的专家们，在总结过去七年的考察经验时，对江豚适宜生存的条件进行了归纳，一共九个方面，即：(1)位于支流河口、湖口与长江交汇处或洲滩附近，河道常弯曲；(2)水流速度相对缓慢，流速一般0.3-0.5米/秒；(3)多存在有两股以上不同流速、不同流向的水流，从而形成回水区和夹堰水区；(4)水深3-20米，河床坡度平缓；(5)底质为淤泥，有机物质丰富，水中浮游生物量较大；(6)常见大群小型鱼类，如餐条等； (7)空中常有成群或单个鸥，附近洲滩边有大舞野鸭、鹭等鸟类；(8)附近作业渔具以小型刺网和迷魂阵居多；(9)沿岸植物茂盛。 如今的长江流域，除了第八条被“发扬光大”以外，其他的几乎都已消失殆尽。江滩密布、芦苇遍地、水鸟成群的景象，在长江绝大部分江段，都已经成为历史。这些，恰恰是江豚曾经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江豚的群体性死亡，正是长江的环境已不太适合其生存的表现。 丁说，作为长江中现存的唯一的大型哺乳动物，江豚实际上就是现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指示钟”，长江中下游地区全流域性的江豚死亡事件频发，正是在提醒我们，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水域生态环境，正处于“亚健康”乃至“不健康”的状态。而造成江豚非正常死亡的那些因素，比如“航运、挖沙，非法捕捞，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正是造成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 但王丁并没有以一己之力改变江豚命运的能力，“作为科研人员，我们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发现问题，并通过科学研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并不意味着有了办法就能够实施，王丁说，真正的保护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也需要政府拿出更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出台更有效的保护措施，才能保证用科学的手段，让江豚这一物种在长江中延续下去，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就消失殆尽。“如果不加保护，野外江豚可能在15年内就步白鳍豚的后尘”，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从白鳍豚身上得到的血的教训。 实际上，水生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一直对江豚的救护工作也很重视。早在2001年，农业部就制定了《长江豚类保护行动计划》。但这一计划实施并不顺利，比如2005年，农业部拨专款350万元给岳阳，筹建“岳阳东洞庭湖长江江豚市级自然保护区”。但现实是，岳阳已经申报了7年的江豚保护区仍迟迟未获批，相关保护设施迟迟未能建设。另一个农业部筹建的项目、安徽安庆市望江县的西江故道迁地保护项目，在2007年筹资建设“江豚救护与暂养”平台后，由于项目建设与当地经济开发存在矛盾，迁地保护悬而未决，救护平台成了钓鱼平台。对此，安庆师范学院长期从事江豚救护和研究的于道平老师痛心不已。 于道平认为，相比传统的对于水产资源的开发，我们对于水生生物资源的保护一直未能提升到更高的位置。“大熊猫是众所周知的国宝，但实际上，现在江豚的种群数量远低于大熊猫”，原因就在于水生动物既没有陆生动物那么容易监测，公众对其了解也远不及陆生动物那么深刻，甚至连“白鳍豚不知不觉消失了，公众也不过是痛惜一番也就不了了之”。他说，虽然江豚现在仍旧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就其种群数量和遭遇的生存危机而言，早就是不折不扣的“水中国宝”，需要更加系统和有远见的保护措施，才可能使王丁的“15年预言”不会成为现实。 江豚“最后的乐园”天鹅洲成了唯一未遭厄运的江豚栖息地 今年4月，江豚群死事件频频见诸报端之后，农业部也组织专家在鄱阳湖等地区进行江豚死亡原因调查。这次调查过后，根据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也可能出台一些具体的措施。像湖北石首天鹅洲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期在省市多方的协调下，就有可能将附近的黑瓦屋长江故道也纳入江豚保护区范围，“为江豚营造一个范围更大的家”，湖北洪湖的长江新螺白鳍豚自然保护区，近期也可能开展迁地保护工作。 尽管目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有了天鹅洲、新螺和铜陵三个国际级保护区，鄱阳湖和镇江两个省级保护区，洞庭湖和安庆两个市级保护区，加上水生生物所在武汉的白鳍豚馆，基本上已经形成7个保护区+一个科学馆的保护网络，但由于江豚是一个洄游范围非常广，仅靠这几个点状分布的保护区，仍不足以保证其在长江持续生存。 王丁和于道平均表示，虽然从保护物种的角度讲，最好的方式仍然是在长江干流原地保护，但从现在情况看，在长江干流，实施迁地保护已是唯一的选择。对于洞庭湖和鄱阳湖地区，迁地保护不太现实，“只能实施原地保护”，当然，结果很难预料，做得好将是江豚在自然环境下得到“拯救”的经典范例；做得不好，两个湖泊中的江豚命运难料。 2012年5月20日早晨，天鹅洲长江故道里的长江豚类国家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仍在一如既往地进行江豚的养护、监测等工作。自1992年这里成为白鳍豚国家保护区以来，这里一直默默固守着长江沿岸原有的部分风貌。相比附近的麋鹿国家级保护区，这里可谓冷清。但最近一个月来，这里却成为媒体、农业部官员、长江中下游沿江省市官员、NGO组织、公益志愿者们争相拜访的地方，原因无他，在中下游地区相继出现江豚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时候，这里成了唯一一处未遭厄运的江豚栖息地。 保护区建立之初就在此工作的水产高级工程师高道斌，对今年以来这样的情况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位亲眼见证了天鹅洲故道内江豚种群一步步壮大的前水产工作者，说起保护区内的经验，却是连声的“侥幸”。最大的“侥幸”当然是天鹅洲这块“宝地”及其周边89公里的长江干流，由于早早划为保护区，这一地区的工业开发较之其他地区程度较轻，而早早与水生生物所等科研机构的合作，令其不仅保存和壮大了一个种群，也积累了丰富的科研数据和材料。 但令高道斌“侥幸”的并非这份天时地利，而是保护区顺利挺过了1998年和2008年两场大灾难。1998年的大洪水，使天鹅洲故道与长江干流再次合为一体，灾后，为防止类似情况出现，保护区在上游与长江连通之处，修建了水闸。从此，天鹅洲故道与长江不再直接连通。庆幸的是，那次洪水并未使保护区内江豚受到太大冲击，且当时长江江豚数量尚多；不幸的是，天鹅洲从此孤悬江外。而另一次则是2008年的冰灾，“当时整个天鹅洲水面都结了冰，不少江豚因此冻伤”，高道斌说，灾后，水生生物所组织了对保护区内江豚的全面体检，而现在养在保护区网箱中的两头江豚“天天”和“鹅鹅”正是在当时被冻伤的。 天鹅洲如今成了江豚“最后的乐园”，但高道斌仍旧担心这里的环境可能恶化，“前几天还I类水质，这几天就下降了”，高道斌说，这正是因为修建水闸后，故道内江水不能与干流循环造成的负面影响之一，他的愿望是希望在下游原来连接长江的位置也修一个水闸，“使水循环起来，水质可能会更好一点，鱼类资源也许能更丰富”。 当然，如果附近的黑瓦屋长江故道也能纳入迁地保护范围，并与天鹅洲故道连通起来的话，受保护的江豚数量和活动范围，都将进一步增大。但高道斌认为，建水闸和连通黑瓦屋故道的事情，也不可能一下就能实现，“现在我只敢保证，在我有生之年，天鹅洲的江豚们，会活得好好的，整个江豚种群有没有未来，谁也说不清楚”。 在这个江豚频频非正常死亡的时刻，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长江下游的另一处国家级保护区，安徽铜陵豚类自然保护区内，有一头小江豚出生。80后公益导演乔乔5月17日在铜陵保护区拍摄公益微电影《迷失的家园》时，有幸拍到了小豚伏在母豚背上的“驮背”现象，“那是我沿江一路拍摄下来，看到的最给人希望的景象”，乔乔说。 {下篇}长江鱼殇 2012年3月底，就在长江流域第11个春季禁渔期正式开展之前，长江安庆江段的渔民们，在长江上进行了今春最后一次捕捞。“几百条渔船，当天的收获一共是5斤9两鱼”，安庆渔政码头的桂船长，说起他们“管辖”下的这些渔民们可怜的渔获，满脸的悲悯之情，“长江里面已经基本捕不到像样的鱼了！” 接着又是一番感慨，“人都找不到野生的河鱼吃了，江豚哪还有吃的？” 非法捕鱼的背后长江小型鱼类数量急剧减少 电鱼、炸鱼、毒鱼，种种“涸泽而渔”的捕鱼方式，在长江流域，早已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消息了，而是时常发生的事件。但鲜少为人关心的是，即便渔民们采用了如此极端的方式捕鱼，他们又收获了多少鱼呢？结果同样触目惊心，“即使渔民冒着被处罚的危险，偷偷地使用这些方式捕鱼，他们捕到的鱼，也不到上世纪80年代在江上撒网捕鱼收获的零头”，作为渔政管理人员的桂船长表示。 安庆师范学院的于道平老师则提供了一组更有说服力的数据，“1985年前后，渔民用普通渔网捕鱼，一晚上大概能捕到120斤左右，现在，一晚上只能捕到1-2条鱼”，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收获质量下降，“以前捕获到的70%以上都是洄游性的四大家鱼，现在则不到20%，其他都是定居性的野杂鱼”。于道平说，我们真不能一味去指责渔民违规捕鱼，实际上，除了少数人蓄意违法捕鱼以外，大多数违规操作的渔民，“确是因为生计不得已而为之，而实际上他们这么做的收益，也远不及以前正常捕鱼”。 鱼类资源的迅速萎缩，使得长江实施了10年多了春季禁渔，投入甚大而效果甚微。就在今年的长江春季禁渔期开始时，网上爆出新闻称，长江刀鱼(学名：长颌鲚，鱽鲚)已成为奢侈品，单价达到令人咋舌的8000元/两的天价。高道斌说，鱽鲚在部分迷信的人眼里，将其视为“菩萨鱼”，其价格虚高，虽有一定道理，但本质上，仍是这类长江小型鱼类数量的急剧减少。 统计资料显示，1973年长江沿岸“江刀”产量3750吨，1983年约370吨，2002年后年产量不足百吨，2010年80吨，2011年 12吨……价格则与此相反，2002年每500g收购价只需200元，到了2012年，据于道平介绍，一条375克的大“刀鱼”，卖出了5.9万余元的天价！ 这种已经金贵到人都无法承受其价格的“刀鱼”，却曾经是江豚的最爱。虽然江苏等主产区对刀鱼已实施持证捕捞制度，但巨大的利益驱动、以及水污染的不见缓解，使得“刀鱼”这种洄游性的鱼类，很少能进入其在长江小孤山江段以下的产卵场。而“刀鱼”的鱼讯期，恰恰又是江豚的生产哺育期，自然界原本完美的生态链组合，终于一丝丝被割断。而渔民们，只好在空落落的渔网中，回味他们旧日的美好时光，或者是铤而走险。 被破坏的繁衍地鱼儿越来越少，很多江豚死于饥饿 如果你在这个季节沿着长江中下游地区行走，你一定会看见大片大片的杨树，当地人把这种原产意大利的杨树称作“意杨”，不管是公路、高速路、江岸、河堤，都能见到这种速生树种的生长。作为一种植树造林、绿化家园的好树种，意杨的推广，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它的足迹也伸展到了一些不该去的地方，比如江岸。 于道平说，在长江的江岸上，以前生长着许多叫做“水柳”的树木，这些树和其他长在淹水环境中的树木一样(比如红树林)，长有很多的气生根。有水柳气生根密闭的江岸，对于船舶停靠，可能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但对于鱼类而言，却是天然的产卵场。但现在，这一切几乎消失殆尽，江岸两边，随处可见的都是笔直生长的意杨，林下，除了稀疏的杂草，其他的任何树木均不见生长。 “加上原来江岸滩涂上大面积的芦苇，逐渐被人们破坏、垦荒，长江沿线能够作为鱼类产卵场的场所越来越少”，于道平说，虽然我们每年都在搞禁渔，也在进行增殖放流，但如果长江鱼类遗失了它本来的繁衍场所，再多的增殖放流，也无法完全恢复长江的鱼类资源。“禁渔不仅要从管理上着手，也需要在技术上跟进”。 实际上，这种有的部门在保护长江鱼类资源，有的部门在破坏长江鱼类栖息地的事情，早就屡见不鲜了。比如前述的滩涂开发过程中破坏芦苇丛，就很少征询渔业部门的意见。加上长江上游建坝、下游来水减少，而航运需求却又日益增加的现状，航道部门也不得不每年在长江进行大量疏浚工作，其结果是，有限的水流逐渐都被汇集到主航道中，而原有的江滩、湿地，慢慢地也变成了江边农用地。而这些地方，恰恰是江豚曾经最喜欢往来的场所，因为鱼类资源丰富。 这些“正常”的活动加上屡禁不止的违规采沙、违法排污等现象，正是造成长江鱼类资源迅速枯竭的原因。于道平认为，限制进行这些作业肯定是不可行的，但制定确实可行的措施，在采沙、疏浚航道、开发江滩时，征询一下渔业部门意见，哪些地方可以开发、哪些地方绝不能动、什么季节可以动、什么季节不可以动、挖多少能控制影响等，都是可以规范的。 但现实并不这么乐观。除了少部分受保护的江段，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很难找到纯自然的江岸，防洪、通航永远是第一位的，哪怕“顺道”考虑一下渔业资源的存续问题，也无暇多顾。失去栖息地的鱼儿，在长江里的数量越来越少，江豚能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今年意外死亡的多头江豚，经解剖，不少腹中空空如也，也证实江豚的群死，很大程度上是食源性的危机，虽然这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与去年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面积干旱有关联。 “解放”湖泊才能拯救江豚？围湖养殖是鱼类濒临灭绝的“致命杀手” 在与长江连通的各大湖泊中，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更为严重的是，湖泊的面积还在迅速减少。以鄱阳湖和洞庭湖两大湖为例，据遥感数据测算，1983年时，鄱阳湖的湖面面积约有9076.109km 2，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据变为4014.972 km 2，洞庭湖与此类似，1983年时有6688.127km 2，到了2008年，仅剩下4020.348 km 2！ 湖面面积缩小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在湖区围垦形成的“垸子”里的居民们，接着在湖岸围湖养鱼、网箱养鱼，进一步缩小野生长江鱼类的生存空间。实际上，不仅在两大湖里“迷魂阵”、“网箱”密布，在中下游地区与长江连通的大小湖泊中，处处均是这类景象。而且这些湖泊早就先于鄱阳湖一步，建了与长江阻隔的水闸。于是，这些原本和长江唇齿相依的大小湖泊，终于都成了各地的“内湖”，“内湖”里，是大大小小的养殖场。捕鱼为生，已经成了不得已而为之或者说为了满足部分人奢欲而进行的奢侈行为。 这样的围湖给地方带来了多大的效益呢？以安庆为例，该地每亩湖面租给养殖户的租金大约在几十元到百来元不等，以湖面面积10万亩左右计算，即便沿岸全部租给养殖户，一年收益也就几百万。但这样带来的后果却是长江鱼类进入湖泊“有进无出”，原本应该有的调蓄功能，却转变为单一的“换水排污”。 于道平认为，这才是长江中不少鱼类濒临灭绝的“致命杀手”。“长江沿岸湖泊本来就是不少鱼类的产卵场，这下全没了！”而给地方带来的收入，即便各地加到一起，也不及渔业部门每年在禁渔期进行增殖放流等活动投入的资金多。而禁渔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甚至越禁越少。高道斌也认为，真要恢复鱼类资源，靠禁渔的手段，“至少需要禁十年”，显然这是不可能实施的。 因此，于道平认为，要解决当前江豚的原地保护危机，首先就是要“解放”湖泊，“只要长江里有足够的鱼，江豚就不会灭绝！”。“我们为什么不能向林业部门设立生态公益林、国家级森林公园等保护性功能场所那样，在长江沿岸设立一些国家级的生态湖泊呢？”他认为，只要在长江中下游宜昌到上海江段 1800多公里的水路沿岸，每隔100公里左右，选择一个水域面积大于10万亩的沿江湖泊即可，“也就18个，按照目前用于养殖的租金收入，每年投入不到一个亿就可以维持”，而一旦真的设立了这么18个生态湖泊，“长江渔业资源迅速枯竭的现状就可以逐渐缓解”，而地方政府，也可以借此进行一些诸如休闲、观光等现代农业旅游项目，“既保护了环境，又能从保护环境中获得经济效益，何乐而不为呢？” 想法虽好，但现实却非常艰难。同样是在安庆，农业部曾希望在西江故道形成一个类似天鹅洲的江豚迁地保护基地，就因为地方政府要价太高，不得不半途而废。于道平对此也颇为无奈。而他最怀念的却是上世纪80年代在安徽铜陵从事白鳍豚保护工作时的时光。 “鱼汛来的时候，前面是大群的鱼在拼命游动，后面是几头白鳍豚在追逐捕食，渔民们在这个时候赶紧拿着渔具跟着白鳍豚跑”，于道平说，在渔民们心目中，白鳍豚就是“渔神”，有它出现，就代表渔获。“可惜这样的时光再也找不回来了，如果连江豚也保不住，我们这些研究淡水鲸类的人，以后脸都不知往哪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