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今年的日子恐怕不大好过。”40岁的刘建军(化名)忧心忡忡地说。原本是特级教师的他，在几年前小升初培训刚开始红火时，辞去教职来到目前这家培训机构，希望能在公司上市时分一杯羹。但几年下来，公司的发展没想到却越来越举步维艰，现在连至关重要的“推优”名额，都岌岌可危。 应该说，在此之前，刘所在的公司与北京某著名中学的合作还算是愉快的。学校以师资和品牌入股公司成为董事会的大股东，而公司则靠学校的品牌和名牌教师的口碑，以及拥有“推优”名额的暗示，在外地的电视台和报纸大做广告，办分校，招学生。 这个模式的缺点是，推优名额总是有限的，不可能随着招生越来越多而无限制增长；但优点也显而易见：简单，来钱快。尽管公司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限制，但真金白银却是实打实的，公司甚至还用预收的培训费，在过去几年北京蒸蒸日上的房地产市场上，狠狠赚了一笔。 事实上，这样的“资本运作”在北京很多现金充裕的小升初培训机构中并不鲜见。例如，在纽交所上市的学而思，去年花3.9亿在北京买了一处 7500平米的写字楼；而今年2月又传出消息说，同在纽交所上市的新东方斥资10亿买下北京中关村25000平米的“欧美汇”。 既然是生意，便没有永远的朋友。几天前媒体曝光的一个“天价小升初培训”名单里，刘建军所在的机构也被点了名，在公司紧急召开的董事会上，校方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保证现金流，以防再给学校抹黑；二是外地招生不能再打学校的旗号；三是推优名额要减少。 这并不是媒体第一次曝光培训机构与学校间的暧昧关系。过去几年里，每到五六月小升初培训班招新的考试季节，都有媒体指名道姓点出具体的机构和学校，害得很多培训机构发放考试通知，都小心翼翼地采用一种被外界称为“密电”的方式。 现在的刘建军有些无所适从。公司管理层已经获知，招生的“冠名权”和被分流的推优名额，已经到了学校的另一位“老关系”手里，后者正在加紧招兵买马。可以预想的是，学校与“老关系”合办的新公司成立之时，就是刘所在公司“失宠”之日。 最尴尬的角色 在整个中小学培训市场中，培训机构也许是最尴尬的角色。 一方面， 小升初的“天价培训”确实存在。据德勤报告预测，2012年中国教育市场将达到9600亿元人民币，而根据IDC报告，2011年至2014年中国辅导市场规模有望达到240亿美元至330亿美元，2011年至2013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1%。 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小升初”等被称为“K12”的中小学课外辅导。21世纪教育研究院日前就全国“小升初”学生的状况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小升初”择校热在全国仍较为普遍。在被调查者中，51%的小孩为“小升初”参加奥数培优累计超三年，57%的小孩参加“小升初”占坑班超两个。这绝对耗资不菲。德勤一位管理人士此前曾估算，北京约有八成学生接受中小学课外辅导，这需要花掉一个年收入10万的家庭每年1/3的收入。 但另一方面，在全国数万家中小学同步辅导培训机构中，却只培育出了寥寥4家上市企业。由于高企不下的运营和营销费用，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甚至是亏损的，这导致该行业的整合程度极低—新东方、学而思、学大、安博，以及还未上市的巨人，该项业务营收加在一起，还不到整个市场的2%。这一点上，它们甚至不如标准化程度极低的中餐连锁。 而无法在国内上市的政策现状，也导致如此高速发展的行业，资本运作却并不够活跃。到目前为止，除了投资巨人的启明创投和SIG，投资学大教育的鼎晖创投，投资新东方和学而思的老虎基金，这一领域活跃的资金寥寥可数，而投资环球雅思的软银赛富，早已通过出售壳资源脱身而去。 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极其不规范的行业。在5月初新东方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民办培训教育行业发展高峰论坛”上，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坦承，公立体系与培训机构的私下交易“特别恐怖”，即便是作为上市公司的新东方，也不排除有人“(通过腐败和潜规则)在做”。 “一些校长的口味越来越重，要钱越来越多。原来学校校长和班主任联合起来输送学生，说：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学生业余培训都交给你做了。校长要3 万，过了两个月，要5万，你不给我就让别的培训机构来做。这个培训机构一算，发现大头全到公立学校个人腰包里了，培训机构拿小头，不但赚不到钱，而且还解不了套。”俞敏洪说。 治与乱的循环 至少从坊间的小道消息来看，刘建军的前途并不容乐观。消息说，下一步北京市可能全市取消推优制度，同时取消各初中学校的自主招生权力，是否代之以更严格的全面“电脑派位”，则不得而知。 俞敏洪也在公开场合暗示了这一点，他说，未来政府“一定会出手打掉一批”中小学课外培训机构。俞甚至猜测了这项行动的一些细节：“(政府)只要出台一个政策就可以了，他定几个规矩，让你交一个500万到1000万的抵押金，交完了以后只要发现你跟公立学校联合竞争、占坑，这个押金没收；只要发现你有贿赂，就押金没收。有多少机构能够交得起这个押金？交得起你还敢做跟公立学校合作的事情吗？不敢，那就关门吧。” 这已经不是民间培训机构第一次“挨打”。1985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了教育的非营利性质，曾禁止民间创办培训机构，于是有了当年俞敏洪“提着浆糊刷小广告躲城管”的段子。此外，2003年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部分承认了民办教育的营利性质，但由于法规中关于营利与非营利之间的界定不清，导致工商部门不欢迎学校注册，在上海等地，甚至从2009年起即不再批准教育培训类企业的注册申请。 尽管有专家指出，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才是治本的关键，但令人失望的是，这项法规的修订远未进入程序。有分析人士认为，即便现在就进入修订程序，真正实施也将在5年之后。 眼下，至少在北京，针对“条子生”、“共建生”和“特长生”的清理已经开始。根据北京市委常委会近日发布的《关于治理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问题的意见》，“捐资助学”将严禁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此外，《意见》还明确禁止学校采取或者变相采取考试、测试、面试等形式选拔学生，将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作为入学依据等行为；禁止公办学校单独或和社会培训机构联合或委托举办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培训班。 事实上，即便不打，小升初“拼爹”的模式似乎也已经难以为继。随着市场的饱和，已经融资和上市的大型培训机构发现，由于不同城市间资源分配的垄断性，想要在其他城市实现快速复制和扩张，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前几年北京培训机构进军上海市场的铩羽而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一点在市场增速这一指标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投行Jefferies今年2月发布的一项中国教育行业研究报告显示，尽管中小学同步辅导市场仍处于高速发展中，但增速却在放缓，以前述4家海外上市培训公司为例，2009年最高者取得了216%的增速，最低的也有42%，但2010年增速变为 30%到78%之间，而2011年的增速只有17%到32%。Jefferies预计，这一速度将在2012年进一步放慢。 不仅如此，有迹象显示，在一线城市，新一代家长已经对追逐小升初“赢在起跑线上”产生厌倦和反感。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数字是，高考人数连续三年下降百万生源的同时，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连续三年保持24%以上的增速，在2011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的33.97万人。 现在，刘建军正在犹豫，自己以及孩子到底要不要摆脱这样“打与放”之间的无尽循环。但时间不等人，就在记者发稿前一天，他走进离家三站地远的一家“占坑班”，给自己正念小学4年级的儿子，交上了一年的学费。 至于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再跳一次槽吗？刘建军说：“我不知道。”
